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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者再定义──人与动物关係的转变


2020-06-11

本文为《「牠」者再定义──人与动物关係的转变》一书的导言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範畴,皆少不了动物的身影。动物是肉食来源(包括狩猎野生动物及各种家畜及家禽)、工作伙伴(如马和耕牛)、宗教符号及图腾(如古埃及人对猫神的膜拜、中国的瑶族人视狗为祖先),以及宠物/陪伴动物(如猫、狗)等。近二百年来,人与动物的关係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当中最重要的改变,是人们开始反省过去对待动物的方式,并且思考动物在人类社会应该佔有的法律和道德地位。这种变化由十七及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时代揭开序幕。

启蒙时代崇尚理性与知识,肯定人的道德地位,同时也思考动物的位置。如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认为习惯虐待动物会让人变得冷酷无情,不易与人友善亲近,因此从教育的角度着眼,认为应教导儿童不虐待或杀害任何生命,并善尽责任照顾自己的宠物。[1]瑞士裔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认为虽然禽兽没有智慧和自由意志,但与人一样有天赋的感性,是有感觉的生物,因此在对人无益的情况下,人不应虐待禽兽。[2]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甚至认为动物和人一样能从经验中学习,推论出因果,因此在这层面上,动物和人具备相同的理性,而人的怜悯可以扩展到动物身上。[3]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则认为动物不具理性,不能作出道德判断,不是道德的主体,因此人对动物没有直接义务,但他与洛克一样反对残酷对待动物,认为这样会导致人残酷对待同类,并指出令动物受苦会损害人的道德,人应善待为我们工作的动物,屠宰动物时应尽量快速,不使其痛苦。[4]儘管这些启蒙思想家论及动物的着眼点其实是人类,善待动物目的在成就人的道德,然而他们毕竟严肃地讨论动物在人类社会的地位,成为日后动物福利与权利的讨论基础,譬如英国效益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在《道德与立法之原理》(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书中即直接回应康德的理性论:「问题不在于动物是否能理性思考,也不在于动物是否能言语,而在于动物是否能感受痛苦?」[5]认为法律应保障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灵。

真正立法保障动物福利,要等到十九世纪始于英国的动物福利运动。关注动物福利能形成席捲欧洲以至全世界的运动,除了得力于上述的哲学讨论基础外,资本主义发展带动城市发展与人口增长,工厂式密集饲养动物,宰杀方式激起厌恶与反感,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对贵族生活方式如狩猎、斗熊等活动的扬弃,科学实验中广泛使用动物,以及更多动物被利用作娱乐工具等,都促使人思考人与动物的关係。保护动物的声音在英国愈来愈响亮,最终促成了保护动物法的制定,包括1822年通过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防止虐待与不当对待家畜法》(An Act to Prevent the Cruel and Improper Treatment of Cattle ,又名「马丁法案」),以及1876年针对实验动物修正通过的《虐待动物法》(Cruelty to Animal Act 1876)。1824年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简称 SPCA)成立,是史上首个动物福利保护组织,其后欧洲多个国家纷纷仿效成立相同的组织,香港的「香港防止虐畜会」也在1903年成立(1997年改名为「香港爱护动物协会」),致力教育及宣导保护动物观念,推动政府制定动物福利政策。[6]

二战之后,欧洲的动物福利发展影响更广泛。1964年哈里逊(Ruth Harrison)《动物机器》(Animal Machines)一书揭露了现代农场工业里蛋鸡、小肉牛和母猪饲养的不人道真相,促成了英国国会成立「布兰贝尔委员会」调查各地农场,及后发表《布兰贝尔报告》(Brambell Report),建议必须给予农场动物足够的空间,能够轻易转身,整理毛髮,伸展四肢。1968年英国通过《农业(杂项规定)法》(The Agriculture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ct),影响所及,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也于 1976年通过《欧洲农畜动物保护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Kept for Fanning Purposes)。[7]

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及时代的变化,光是提倡动物福利(如防止虐待、合理使用、人道屠宰等)渐渐不能满足关注动物权益的人。1971年,牛津大学一组年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出版《动物、人和道德》(Animal, Men and Morals),[8]多方面讨论人与动物的关係,包括养殖工厂、动物测试、医药实验替代、毛皮与化妆品、食用屠宰等,正式提出物种歧视(speciesism)的观念,明确倡议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与动物权(animal rights),把焦点由主要是同情与怜悯的动物「福利」转向强调动物的「权利」,具划时代意义,也造就了日后倡议动物解放的辛格(Peter Singer)的出场。

辛格有关《动物、人和道德》的书评1973年刊登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9]促成了两年后《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10]的出版,成为动物权利的奠基作品。辛格在边沁的效益主义基础上,提出「动物解放」之说,认为有无感知能力(sentience)是个体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与道德考量的界线,动物既能感受痛苦,即有了利益(interest),在伦理判断思考中,应给予同等考量。然而他也特别指出,动物和人的兴趣与利益,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作利益考量时应该允许有合理的差异。辛格的观点大抵是一种兼顾各方利益的效益主义思想,提出保障动物权益,是希望促进最大的善和最小的恶。[11]

美国动物伦理学家雷根(Tom Regan)则更进一步主张动物与人一样,是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inherent value)的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因此拥有道德权利,享有受尊重与不受伤害的权利,不应被视作工具与手段,不应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受到宰制。这意味我们必须全面废止对动物的剥削与利用。他甚至认为不能因为整体利益(如物种利益)而伤害符合「生命主体判準」(the-subject-of-a-life-criterion)的个体福利,因此以保育的原因圈养动物是他所反对的。[12]他最令人敬佩的是他身体力行实践他所倡议的动物伦理观,晚年患有脑退化,但拒绝使用利用动物测试的西药。

上面提到保护动物的主张,二十世纪初亦自西方传到香港,促成了香港防止虐畜会的成立。在这半官方的组织主导下,香港的动物保护政策与实践一直以动物福利为主,近年更远远落后于其他先进地区。近十年,在民间倡议者及实践者的推动下,动物权利的讨论在香港终于渐见热烈。本文集正是希望分析这百年来保护动物思潮的发展,对近代中国、殖民地时期以及现今香港的影响。

本文集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历史篇」,第二部分是「动物伦理篇」,各有七篇文章。第一部分从学术角度探讨动物在文学及历史中的角色;第二部分的文章主要由香港动物权利的倡议者执笔,阐述他们对动物权益/权利的思考,以及实践这些理念的经验与面对的困难。

文集以多角度、跨学科的宏观视野,展现在近现代中国及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的香港,人们如何重新思考和界定与动物的关係。虽然近年香港出现不少有关动物的出版物,但大部分以抒发情感与记事为主,[13]分析性的学术着作非常缺乏。[14]本文集旨在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希望能帮助读者以较严谨的角度,思考人与动物关係变化的历史轨迹,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

第一部分「文学历史篇」中首两篇文章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动物书写。巢立仁〈由狸奴到主子:从中国历代的猫书写看猫形象的塑造与发展〉分析自唐末以来中国人描写猫的两个主题,一是「托猫言事」,这类作品借题发挥,通过讽刺猫来臧否人事;另一是「视猫如伴」,作品表现出作者对猫的真挚情感。到了近年,因为动物权利思潮的出现,一些文学作品开始尝试从猫的角度看事物,视猫为独立于人的个体,认为其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陈燕遐则从香港作家西西《猿猴志》的写作策略,分析它如何在众多动物书写中别树一帜,效果上又与动物保护(下称「动保」)写作不同。比起台湾和中国大陆,香港文学作家投身动物文学的相对很少,《猿猴志》以西西作品一贯博物志的面貌出现,其知性与文学性在一众动物出版物中显得与别不同,示範了一种动物写作的高度。书中博学的写作策略,又使它有别于纯粹争取动物权益的作品,它「为猿猴请命」的目的,乃在丰富的学识、广泛的阅读对谈中自然流露。《猿猴志》有别于一般争取动物权益的作品,陈燕遐认为还因为西西的目光不单放在猿猴身上,而在整个生灵生存的权利,立场明显属保育伦理,因此认为牺牲个体动物的权利在所难免。陈燕遐借史碧华克(Gayatri Spivak)「从属阶级能说话吗」一问,检视西西「为受歧视的生命说话」的写作目的,指出引起讨论与争议,正是这书真正价值所在。

卢淑樱的文章论述西方饮用牛乳的新文化所夹持的现代性与强国论述,不单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同时也改变了人和牛的关係。西方乳牛输入中国,并强调以科学卫生的方法管理,以增加牛乳的质量,这与过去农民在家中畜养耕牛的方式截然不同。卢淑樱认为人和牛的关係因此经历了「从共住到分隔」及「从合作伙伴到操控与支配」的变化。

「文学历史篇」另外四篇文章聚焦于香港,探讨二十世纪初以来,人与动物的关係如何随着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传入而改变:一是观看野生动物的文化,二是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思潮的出现。潘淑华有关荔园动物园的文章,指出动物园是「凝视动物」(animal gaze)的新兴城市空间,代表了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征服。在二次大战后的香港,动物园被赋予了另一层意义:它是展示先进城市的现代化应有的文化设施。然而1950年代出现的荔园动物园,在1980年代饱受批评,防止虐畜会及部分西方旅港游客认为园内的动物受到不人道对待,这反映了人们期望观看动物的方式已经改变。

而Frédéric Keck有关香港观鸟历史的文章,从另一角度探讨「凝视动物」的课题。十九世纪美国出现的观鸟活动,促使观鸟者参与推动成立自然保育区,以保护野生雀鸟的栖息地。Keck分析了二次大战后以外籍人士为骨干的香港观鸟活动,到了 1997年回归后的本地化过程。作者以「大自然的哨兵」来形容观鸟者,认为他们负起监测「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及「生物安全性」(biosecurity)的任务。所谓「生物多样性」,即保育鸟类的物种;而「生物安全性」,则是指禽流感在香港爆发时期,观鸟者帮忙监测候鸟,以杜绝禽流感病毒的跨境传染。参観动物园与观鸟皆是「凝视动物」的方式,前者象徵对大自然的征服,后者则强调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尊重。

潘淑华另一篇有关香港《防止虐畜条例》及卢玉珍有关香港城市野猪的文章,反映西方的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思潮,如何推动香港人反思对待动物的态度。潘淑华分析在英国文化影响下,防止虐畜会在香港成立,政府亦通过动物保护条例,重塑了香港华人对待动物的态度。香港首条动物保护条例于1924年提出(即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八十多年),但因强烈的反对声音而被搁置,大幅修改后的法例在1935年始获得通过,前后历经十一年,反映了西方对待动物的行为规範在香港得以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协商过程。

不过此条例所赋予动物的,是不应被虐待的法律保护,而不是不被杀死的生存权利。卢玉珍以野猪为例,分析香港人与野猪关係在都市化下的变化过程。在过去的农业社会,野猪被归类为富侵略性的害兽,猎杀野猪是保卫家园及生命财产的「义举」。及后农村逐渐被新市镇取代,野猪因失去生存空间而频频误闯市区,结果引发近年应如何对待野猪的争议。大部分民众承袭了过去的看法,视野猪为入侵者,但亦开始有居民视野猪为邻居,有人更畜养野猪为宠物。过去对野猪的分类系统开始动摇,被归类为邻居及宠物,暗示了野猪应该享有不被猎杀的生存权利。

第二部分「动物伦理篇」第一篇是谢晓阳的〈一套动物权益视角的野猪论述〉,正好承接卢玉珍野猪生存权的讨论,细述动保组识「香港野猪关注组」如何重构香港野猪的论述。谢晓阳以傅柯对知识与权力的分析,指出香港传媒过去一直採用稀释事实与排他的语言,把野猪塑造成凶猛会袭撃人的野兽,野猪关注组自2013年成立以来,即有策略地透过在网上主动发布消息,引起讨论,然后吸引传统媒体跟进报道,藉此改变媒体及大众对野猪的错误观念。网络生态讲求即时性,关注组充分把握这一特点,即时回应野猪的相关新闻,及时宣导及教育公众,并借助社会上相关的专业知识,论述上对大众动之以情,并与官方组识(如渔农自然护理署,下称「渔护署」)紧密互动,成功扭转媒体对野猪的污名化,也改变了渔护署的工作模式,规範了野猪狩猎队的行动。

然而,与政府部门交手并非时时顺利。野猪保育面向的是市民大众,后农耕社会两者未有太大的利害冲突,与渔护署的工作也不相左,因此较易成功。涉及政府重要政策以及财雄势大的公营机构的动保行动,则处处显得举步维艰。郑家泰及黄豪贤讨论的海豚保育便是一例。郑家泰的〈海豚在香港:谈野生海豚与圈养海豚的保育问题〉说明香港海豚保育的困难主要来自人为因素。从事海豚调查工作的郑家泰指出,我们生活的许多环节都直接影响在香港水域近岸聚居的中华白海豚,危害其生存,除了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知不觉间其实都在把海膝迫向险境,矛头更直指政府的大型基建,以及没有为环境保育把好关的环境谘询委员会。文章的下半部详细分析海洋公园如何与海豚保育及教育背道而驰。在政府与法定机构敷衍塞责之下,郑家泰把海豚保育的未来寄託在市民对海豚保育的重视,并沉痛指出,保育香港的海豚,已时日无多。「豚聚一家」的发起人黄豪贤则先从香港海洋公园的历史以见香港社会对待动物态度的转变,并缕述与海洋公园交手的困难。2013年成立的「豚聚一家」开宗明义摒弃「动物福利主义」,倡议动物权益,因此反对海洋公园以教育与保育之名困养海洋生物,强迫表演。文中罗列园中动物死亡事件,以及海豚的异常行为,指证海洋公园力图以不尽不实的数据与资讯掩盖虐待动物的真相。面对资源雄厚的对手的公关战,黄豪贤仔细记述一次意义深远的学校教育经验。与巨人交手,动保人的武器可能就是深耕细作的长远教育工作。

野猪与海豚都因城市发展深受影响,猫狗与人互动的历史则更长久,今日已经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不同的生存困境。邱嘉露追蹤岭南大学的猫社群,因而追溯猫进入人类历史的过程与变迁,发现猫和人的关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岭南猫」由流浪猫变成社区猫,邱嘉露观察到人为动物命名与赋予身分意义,直接影响人与猫的关係。然而因为人的介入,也引起照顾伦理的争论,人对动物的生活应介入到甚幺程度,哪里才是动物最好的居所,这些问题虽然不易有答案,却也证明人对与动物的关係有更多的自省。邱嘉露文中已触及社区动物「绝育放回」计划,张婉丽则把目光拉开,察観世界各地社区猫狗的情况,发现「绝育放回」是最有效控制社区猫狗数量的方法,而且对动物的伤害最少,因此认为要改善香港社区动物的处境,「绝育放回」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也是身为资深猫义工的她的亲身体会。

动物权益运动在香港还是起步阶段,许多概念对大众来说还相当陌生,有时甚至会出现混滑,产生误会甚至矛盾。保育与动物权益之间的矛盾,陈燕遐讨论动物园时已有论及,黄继仁〈环保、保育,和动物权益〉则进一步说明所涉三者的异同。这三种最常被混为一谈的运动的确有不少共通点,然而黄继仁指出,三者的出发点其实有根本的差异:环保关注地球资源的永续使用,保育致力维持物种多样性,出发点都是人的生存与生活品质,动物权益关注的却是动物,三者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取捨会很不相同。动保倡议者更不能接受的,是商人利用环保包装,罔顾动物福扯,实行剥削图利。黄继仁呼吁运动参与者正本清源,认清之间的分别。我们所有人何尝不应好好思考,跳出人类中心思想后,人如何与其他生命和平共处。

动物福利运动十九世纪发轫于英国时,得力于人道主义思想与解放运动甚多;二十世纪中叶,运动转向争取动物权利,更与当时的平权运动思潮息息相关,可以说,动物权益运动就是社会运动一员。可是香港的社运界却一直有意无意忽视,甚至排斥动保运动,至近几年才稍有改变,归根究柢,那还是根深柢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作祟,进步的社运还是有排斥更弱势与边缘声音的时候。本文集的最后一篇,张婉雯的〈作为公民运动板块的香港动物权益运动〉直截指出,动物权益运动就是公民运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动物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样深受社会的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与政治制度所影响,弱势的动物与弱势的群体在各种矛盾中往往首当其冲,最先被牺牲掉。尊重动物权利,是文化的质变。张婉雯文章的结语道出了动物权益运动其实就是人对生活的重新定义:「对动物议题的思考,其实也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社区环境发展的思考,对生活节奏、人文精神、文明的再定义。」

本文集从纵向的文学历史出发,追蹤人与动物关係的变化轨迹与当中的文化意涵;当代香港动物权益运动发展的分析,则见证了这种关係在特定历史横切面的发展面貌,希望为关注人与动物关係的读者提供历史分析的向度,以及运动实践的伦理与策略思考。

「牠」者再定义──人与动物关係的转变

目录

导言/陈燕遐、潘淑华

文学历史篇

由貍奴到主子:从中国历代的猫书写看猫形象的塑造与发展/巢立仁
猿猴能说话吗?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陈燕遐
近代中国饮牛乳风气与人、牛观念的变迁(1880-1937)/卢淑樱
从防止虐畜到禁吃拘肉: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华人与动物关係的变化/潘淑华
凝视动物:香港慕园动物园/潘淑华
大自然的哨兵:香港观鸟人/Frédéric Keck
城乡共存/享:香港城市发展中人与野猪关係的变化/卢玉珍

动物伦理篇

一套动物权益视角的野猪论述/谢哓阳
海豚在香港:谈野生海豚与圏养海豚的保育问题/郑家泰
海膝在海洋,不在公园/黄豪贤
从野生环境到大学社区:「岭南猫」的身分建构和转化/邱嘉露
以绝育放回工作协助香港社区动物走出困境/张婉丽
环保、保育,和动物权益/黄继仁
作为公民运动板块的香港动物权益运动/张婉雯

注释

[1] 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ed. Robert Hebert Qui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section 116, p. 100.

[2]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页 68。

[3] Deborah Boyle, “Hume on Animal Reason,” Hume Studies 29, no.1 (April, 2003): 7, 23.

[4] Allen W Wood and Onora O’Neill, “Kant on Duties Regarding Nonrational N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s 7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9-228.

[5] Jeremy Bentham,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80; 1823), chapter 17 footnote, p.311, HeinOnline Legal Classics.

[6] 沈睿对西方动物权利思想的发展做了扼要介绍,见沈睿:〈动物与人:西方动物权利思想的来龙与去脉〉,关怀动物生命协会,2005年1月1日,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741。更多动物福利/权益的发展与讨论,Rob Boddice, A History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toward Animal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nimals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Francine L. Dolins, Attitudes to Animals: Views in Animal Wel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san, J. Armstrong and Richard G. Botzler eds., Animal Eth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David Degrazia, Animal Right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ass R. Sunsterin and Martha C. Nussbaum,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吴宗蓦:〈欧盟农场动物福利推动经验对姜湾的启示〉,关怀动物生命协会,2014年 7月 29 日,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5185。

[8] Stanley and Roslind Godlovitch John Harris eds., Animals, Men and Morals: An Inquiry into the Maltreatment of Non-human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71).

[9]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 no.5, 5 April 1973, http://wixnKnybooks.com/articles/1973/04/05/animal-liberation/.

[10]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75).

[11] 有关辛格的动物伦理主张,可参考辛格(Peter Singer)着,张琢文译:〈动物解放:过去、现在与未来》,《玄奘佛学研究》第23期(2015年3月),页1-26。

[12] Regan 的主要着作有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Empty Cage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nimal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有关他的主要主张,可参考雷根(Tom Regan)着,张瓌文译:〈「动物权」之哲学论述──甚幺是动物权?动物权为何重要?》,《玄装佛学研究》第23期(2015年3月),页27-48。

[13] 文集内巢立仁及陈燕遐的文章对有关情况有概括说明。

[14] 相对严谨的分析性着作有二犬十一咪、阿离及阿萧:《动物权益誌》(香港:三联书店,2013)。此书描述香港城市中动物的可怜景况,并探讨当代动物伦理的主张,藉以推动人与动物共融的理想都市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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